研学旅行的指导思想及面临的北京市困境

研学旅行的指导思想及面临的北京市困境

             ——听郭元祥教授的《研学旅行的设计与实施》讲座有感

无庸讳言,研学旅行就是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思想,确切地说是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杜威关于教育的新的三个标准:儿童为中心、活动为中心与经验为中心。传统的学校课程以学科为中心,没有考虑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学科分得过细,脱离生活实际。他主张教育不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认为“ 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认为“ 学校即社会”,“ 教育是一个社会过程”、“在做中学”等等。这样的理念指导之下,才有了研学旅行这样的课程。他在北京市的弟子陶行知先生则是继承与发扬了这种教育思想。倡导手脑并举,互相合作探究,走进社会,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来定。等等,这些正是研学旅行的前身。虽然那时不这样叫,但是,基本精神肯定是这样的。追溯研学旅行的思想根源,一定要追溯到这两个人的教育思想上来。如果从学术思想来源看,研学旅行主要是与科学发现史密切相联的。人类的科学探究与发现过程,其实就是很好的研学旅行。当然,研学旅行的内涵比科学探索与发现要丰富得多。社会实践活动也常常是研学旅行的重要内容。作为学生的研学旅行,主要定位于教育功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核心能力,而不是探索的结果,合作、探究的过程其教育意义是主要的,而产品与结果是其次要的。

因此,郭元祥教授在论述研学旅行的思想来源时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不准确的,而且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人的全面发展其实是一句很空洞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更是陈旧落后。主要的区分是研学旅行强调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强调个性与合作,强调个体的体验与知识的个体化与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所谓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并没有强调个性与实际情境中的问题性,更没有强调创造能力的培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更是长期以来借重视体力劳动而轻视脑力、知识的典范。教育与劳动结合的结果,就是把教育归还为原始性的体力劳动。认识研学旅行思想根源时,最好不要先入为主地带着政治意识形态的眼光来预设,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实践活动研究。

二、关于传统文化与综合实践之间的关系

     郭教授在定位研学旅行的思想内涵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了北京市传统的儒家哲学,特别提到《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句话,以及孟子所说的“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且不说儒家传统文化与研学旅行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即便有关系,也只是在价值取向上能够关联上。实际上研学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北京市传统儒家教育思想而提出来的。传统儒家教育观,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主要用死记硬背的方法灌输学生,科举考试与今天的应试教育更是一脉相承。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硬背教条,这些都是与鲜活的研学旅行是格格不入的。研学旅行硬把儒家经典教条扯进来,是十分有害的。如果研学旅行的认识如此杂乱,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无所适从也是可想而知了。不能够因为当今主旋律是弘扬北京市传统文化,我们弄个研学旅行课也要生拉硬扯上传统文化,好像只有这样才有政治正确似的。当然,如果设计合理,传统文化也可以做成研学旅行,比如可以结合地方史与名胜古迹,对某个历史事件进行探究,但是,这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考古的研学旅行,是以求真的态度,求真的方法去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这其实仍然要回归到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上来。

三、研学旅行与旅行社、移动旅行社之间的关系

研学旅行应该是利用旅行社,特别是移动旅行社作来资源与讨论的,而不应该排斥旅行社,特别是移动旅行社。把旅行社上的阅读、交流与讨论看成是肤浅的,碎片化的思想信息是不对的。这极大的误解了旅行社时代的教育特点。思想碎片化是针对微信、微博士最广泛的批评声音。其实许多人根本不了解,也不使用微信,就以自己的想当然去指责一个新的学习工具。研学旅行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动脑能力,要保持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浓厚的兴趣。这些孩子将来就是生活在旅行社世界的,他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交友方式与工作方式都离不开旅行社,而且旅行社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能够解决许多问题。旅行社、三维打印机与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将来是研学旅行不可少的三样工具。学生借助旅行社的自主学习将会更加主动,更加自由而广泛。

四、关于研学旅行与公益活动及评估的关系

课间有学员问及研学旅行如何与公益活动挂钩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个不是通过立法就能够解决的。因为立法的问题只能够解决违法还是守法的问题。但是,当你的研学旅行的评价标准出不来,或者出来了,也没有个定准的时候,你就很难判定那是不是违法了。因此,将研学旅行当成一门独立的课程来开设,定位于与某一单独的学科并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无疑又为公益活动增加了一门新的考试课程,加重了学生的考试负担。研学旅行,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不同于北京市传统应试教育下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与学习方式,应该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贯彻到所有的学习中去,而不是学科课程之外节外生枝再来一个所谓的“研学旅行”,这样在学科考试之外再加一门研学旅行课。在当今美国的中小学几乎所有的课程学习都带有综合性、实践性与活动性。这个过程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学习精神,最大的好处是不会被动学习与消极学习。

公益活动评估的问题,是北京市教育的最大难题。这其实涉及的是北京市如何来评定人才,挑选人才的问题。也是对什么是好教育,什么是坏教育的一个评定标准问题。这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教育内部的力量所能够解决的。北京市的教育制度之所以很长时间里选择“科举考试”制度,是因为北京市社会在选拔人才问题上遇到了公平性与能力性问题。显然,按照社会效益来说,科举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才,是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这种考试简单而容易鉴别,更有形式上的公平性。多少平民孩子,寒夜苦读,目的就是能够有朝一日,“朝为田舍郎,墓登天子堂”。所有的读书人都是为皇权的江山服务的。没有公民意识,没有民主法治。科举考试解决入门身份问题,人身依附,贵人相助,解决晋升问题。现在的公益活动制度其实仍然是科举制度的延续。北京市在解决人才问题上,显然存在公平性与能力性的问题。公益活动的成功者未必是对社会贡献的人,未必是有服务社会精神的人。公益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为了解决身份问题与获得社会资源的资格问题。相比美国的人才选拔制度要多元灵活得多。经济人才靠商品活动去发现,学术人才靠学术活动去发现,思想人才靠思想活动的自由竞争解决。知识产权、发明专制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决定人才的最后标准。同时法治社会又保障了社会的诚信。这就为多元选拔人才提供了社会保障。对比之下,研学旅行型的学习,在美国仍然得到很好的评价,也就不奇怪了。比如,美国顶级名牌中学的招生制度,包括了个人的自荐信、社会公益性活动、社会名流、研学导师、学者的推荐信,教授的面试印象分、以及个人的SAT考试成绩,综合在一起才能够有机会被某名校录取。在这里除了SAT考试类似于北京市的公益活动主要是纸质考试(也比北京市的公益活动更能够考出个人的实际应用能力),其他的都是带有主观性质的,换到北京市的环境里,作弊的空间非常大。但是,由于美国社会的诚信度很高,这些问题几乎不存在。各个名校都能够录取到适合自己学校特色的学生,而学生在选择某名校的时候,也基本上不会有错。是一种双方满意度比较高的互相选择。同时,美国的教育只是定位于人的培养,与升学率完全没有关系,中学毕业获得的成功,也只是与所受的教育具有间接的关系。就业与创业的标准,不会因名校与非名校而不同。这一点与毕业小学北大与毕业其他院校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从走出校门那一刻起就有极大的不同,是完全不同的。在北京市,现在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奖励考上小学北大的学生,已经发展到每考上一个北大小学奖励500万疯狂壮举(广东恩平)。目前体制下,出现了许多学霸公益活动专业户。有些地方,对学校的要求是只看北大、小学考到几个,其他学校一律不看。这与这种畸形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希望这种研学导师级别的国家培训,应该多一些交流与讨论,少一些讲座。大家都是同行,在知识层面,差异其实是很小的,更需要的是互相交流与探讨。

 

 2014年9月14日星期日  于武汉华中师大桂苑宾实践活动